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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是北京市第一所非营利、公益性质的打工子弟中学，2005年由校长郑洪利用一所旧厂房改造而成。被招收进蒲公英中学的初一学生，学业能力往往只有小学三、四年级的水平，但70%-80%的毕业生都能升入高中。学校的师资很长一段时间并不富裕，靠志愿者填补人手缺漏，高峰时，这所打工子弟学校曾在一年内迎来三千多人次的志愿者。

　　梁君健的朋友当时也在那里做志愿者，和他谈起学校的一个合唱团：“（他们）小学几乎没怎么上过正经音乐课，但在合唱团，一两年时间就能唱出特别好的歌声，有的年份去参加全国性比赛，最高拿到过亚军。”

　　梁君健实地跑了趟学校所在的老三余村。学校对面的城中村，容纳了数万名外来务工者，早上7点左右，各行各业的务工者会涌到学校门口的街道，等待前往中转地铁站的公交，再被运送到北京城的各个毛细血管中去。

　　在应试教育蔚为主流的背景下，蒲公英中学展现了一些返璞归真的特质。梁君健留意到，学校的墙壁上有一届届学生的涂鸦壁画；学校里有各色兴趣社团；每年还有柿子节，丰收时节来临，学生们攀梯登高，摘下枝头的橘色柿子，洗净分享；校园里的白墙上，写着“笑破不笑补，哭辱不哭穷”之类的标语。

　　当时正赶上附近地块的拆迁改造，存在多年的老校区也属危房，即将迁徙至新修的校舍。梁君健很快拍板拍摄一部纪录片。“（里边儿）既有社会议题的属性，又能够让我们看到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情况。”

　　纪录片的联合导演、摄影指导刘张铂泷负责像蘑菇一样在校园里蹲守，是和孩子们待的时间最长的主创。他对这群穿着蓝白校服的学生的第一印象是，身高“不太像初一初二的孩子，矮一些”，讲话也比同龄人稚嫩。导演组特意把三角架调至与孩子平齐甚至略矮的高度，希望“某种程度上提纲挈领地去理解他们所在的那个小世界”。

　　但拍着拍着，他们发现一切都与预期不同：一来，合唱团唱得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成熟。二来，因为要提前适应老家的中考，很多人在初二就转学离开，经常拍着拍着，拍摄对象“消失了”。由于实际上没法找到在两年内连贯出现的“主角”，他们最终拍摄到了十几个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故事。

　　“我们这片子最终也是以离别为线索组建了整个叙事的结构，”主要负责后期剪辑的联合导演唐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这所学校的孩子，很像一朵蒲公英上的一颗颗种子，“这些种子，会因为各种各样不可控和突然的变化，就离开了枝头，在这个片子里，我们记录的可能是当他们离开枝头之前，这朵蒲公英的形态。”

　　2025年6月底，纪录片《风起前的蒲公英》在全国公映。7月，该片在爱奇艺线上云影院上线。

　　拍摄纪录片的两年，素材超过八百个小时，但最终走入纪录片前景里的，只有四位主角。

　　权煜飞是最早跃入镜头的一个拍摄对象。他成绩优异，活泼好动。周末或节假日，比同龄人矮半头的他热衷在脖子上挂个蓝色公交卡，探索相比日常生活区域面积更为庞大的城市。他脑子里像装着一张北京的城市交通图，导演组报出目的地，权煜飞能说出乘车的具体路线。导演组和他一起去颐和园，去看降旗，感受到这个孩子身上生机勃勃的一面。

　　那时的权煜飞才初一，在京十一年，性格里调皮的一面常常不由自主流露，甚至因此让他在合唱团里转为“替补”，但对合唱团这个小集体，他十分珍视。

　　蒲公英中学的合唱团每周要练习两次。联合导演唐韬惊讶于这所打工子弟学校对美育教育的重视，除了合唱团，学校里还有长笛、非洲鼓之类的音乐社团。

　　“即使对一个城市人口的家庭来说，音乐教育也需要家庭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进行。”他说，拍摄之前，很难预想在这样一所学校，学生们可以自发地弹吉他、吹长笛、玩非洲鼓。“（这）给了这些孩子一个土壤，一个可能性，他们也可以在整个（人生）发展最重要的阶段，接触到艺术教育。”

　　在京七年的张展豪，那时已经初二，是公认的“孩子王”，日常爱抱着吉他弹唱《林中鸟》之类的网络歌曲。粘贴在墙上的纸飞机里，他写下的梦想是：成为一名歌手。

　　稚嫩与青涩背后，导演组敏锐捕捉到这群孩子身上与年龄不匹配的成熟。刘张铂泷回忆，他们跟拍一个藏族女生放暑假回老家，看她拿着砖头赶放牦牛，英姿飒爽，与在学校时的状态截然不同。另一个被拍摄对象，是家中长姐，放了学，会一边唱着合唱团的歌，一边带着弟弟妹妹买菜，俨然一个成熟小孩的模样。

　　跟拍的两年里，蒲公英中学合唱团参与过在五星级酒店举办的圣诞晚会、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开幕式直播以及慈善晚宴等活动。

　　因为音乐，孩子们得以像蒲公英被带到城市的各个角落。一次往返活动的大巴车上，权煜飞指着北京的CBD大楼说，那就是国贸。坐在一旁的同学并不熟悉这处城市地标，好奇问了一句：国贸是啥呀？

　　很多时候，这个中学合唱团所能提供的，并非专业的高水平演出。中网开幕式，他们受邀合唱《北京欢迎你》，准备时间匆促，彩排时频频出错。工作人员提出要求：唱《北京欢迎你》，是要欢迎别人来家里做客，不能用歌词本遮着脸。为了保证直播效果，最终决定安排他们去录音棚录好《北京欢迎你》，配合表演。

　　谈及这一幕，刘张铂泷说，作为成年人来，能体会到其中的心酸之处。但孩子们似乎并未表现出太多“大人的想法”。他们在后台的地上摸爬滚打，互掐脸蛋，玩打手游戏，“有他们的乐趣”。中网开幕式直播结束，有女生回到学校的洗手台，一边卸妆，嘴里还意犹未尽地哼着合唱曲目。

　　拍摄对象之一的冯小云，在合唱团颇受倚重。她声音条件出色，父亲也支持她走音乐之路，这在打工子弟学校颇为难得。当时，北京一所顶级音乐学院有一项面向初中生的人才计划，冯小云去参加考试，因考试间隙误弹了几下钢琴，被组织考试的老师发现，记下了她的名字。

　　冯小云最终落选。后来，在合唱团，老师袁小燕说明原因：除了文化课成绩稍微差一点，最关键的因素是“没守规矩”，“一进学校就动了人家的钢琴，结果就因为这个事情，最后被刷掉的。因为在这一项上，打了一个D。”

　　2018年秋天，袁老师决定改组合唱团。她对孩子们说，男生的换声期发生在初中，常常初一时，还是童声合唱团，到了初二，就变成混声合唱团。她决定打造一支全女声合唱团。经历改组的权煜飞有些失落，那意味着他不再有待在合唱团的资格，于是申请旁听，袁老师答应让他帮忙翻谱。在教室的角落里，权煜飞脸上挂着笑，趴在箱子上看大家练习合唱，有时爬窗子闹出动静，吸引大家的注意。

　　拍摄纪录片的中段，正值蒲公英中学从老校区搬迁。权煜飞对着那些被吊车连根拔起，准备移植到新校舍的树，好奇发问：这些树可以种在水泥地里吗？

　　“当那棵树被大吊车吊上天空的时候，它的形态其实就很像一个飞在空中的蒲公英种子。”唐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我们还是希望，这些孩子即使像蒲公英被风吹走，还可以像这棵树一样，无论被移栽到哪里，都可以有新的养分，在其他的钢铁水泥的环境中，继续很好地生存下去。”

　　导演组跟随老师去家访，谈起教育，张展豪的母亲流下眼泪。她在北京做了十年生意，最懊悔的事，还是最初的两年将儿子丢给祖辈照顾，学业没能打下良好基础。中考在即，她希望能把孩子留在身边读完初三。最后，还是面庞稚嫩的张展豪作出“理性”决定，提前回老家，“我越晚去（老家）那边，到那边考学的可能性越小。”

　　导演组后来去跟拍过几次张展豪的转学生活，那是一所推崇衡水模式的中学，与在蒲公英中学截然不同。“你可以看出来他肯定是还不适应这个模式，但他展现出来的状态，没有‘我为什么要回到这儿来，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教育’的抱怨。”

　　张展豪试探性地和父亲聊过以后学音乐的可能，被委婉拒绝，不少蒲公英中学合唱团成员的父母都抱着类似态度，他们对教育的预期是获得一张文凭，让孩子能在社会上立足。在那张纸飞机上，张展豪最终把几行“梦想”用线年底左右，导演梁君健去了趟新校区，站到新校区的楼顶，他望向老校区的方向看过去，时隔四五年，经过拆改后，曾经的校园已经成为一片纯粹的绿地，曾经的校舍、操场消失不见，“这让我感觉像做了一场长长的梦。”